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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

2019-11-19 00:00:00 智能朗讀:

    張玉斌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中有許多亮點與新的提法、新的概括。比如:“國家治理效能”“建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制度”“構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等等。特別是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這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全會首次提及“相對貧困”。同時也是黨中央審時度勢全面促進中國反貧困戰略的重大轉換,這也意味著我國在2020年消除絕對貧困后,中國反貧困工作的重心將轉向標準更高、人群范圍更廣的“相對貧困”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五百年以后還會有貧困。他強調,我們必須深刻認識我國貧困問題的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做好打持久戰的思想準備。即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實現,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定程度上的貧困問題肯定仍然會存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充分說明,我國扶貧開發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因此,“解決相對貧困”將是一項長期的任務,需要通過長效機制的設計來實現。

    一、解決相對貧困的重要意義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進脫貧攻堅,反貧困事業取得了歷史性成就。從2012年到2018年,現行標準下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9899萬人減少到1660萬人,貧困發生率由2012年末的10.2%下降至2018年末的1.7%。在消除絕對貧困和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目標即將實現之際,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具有重大的意義。

    首先,解決相對貧困是鞏固當前脫貧成果的現實需要。對于剛剛擺脫絕對貧困的群體,其生活水平仍然相對較低,發展能力也相對較弱,在經濟下行期尤其存在較高的返貧風險。這部分群體無疑是相對貧困群體的重要構成部分,因此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是著力鞏固脫貧成果的切實需要。

    第二,解決相對貧困也是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舉措。黨的十九大提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相對貧困是一個以社會平均水平為參照的概念,較高的相對貧困人口比例反映的是社會總體收入差距較大的現實。解決相對貧困,強調的是不僅僅要滿足最基本的生活水平需要,還強調縮小與社會平均生活水平的差距,解決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第三,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對破解當前經濟增長困境有重要意義。收入差距較大是我國居民消費增長的重要原因,其原因在于高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低但消費增長空間不大,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高但面臨流動性約束消費也難以獲得增長。如果邊際消費傾向高的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得不到顯著增長,當前消費增長乏力的問題也就難以得到解決。解決相對貧困,必然需要通過各種手段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從而促進總體的消費水平提高。

    二、解決相對貧困對反貧困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相對貧困標準一般是按照全社會收入的中位數的一定比例來確定,這一比例通常在40%至60%之間。如果以城鄉居民人均收入中位數的50%為基準進行測算,2018年我國城鎮居民的相對貧困標準為14128元,農村為4811元,遠高于目前大約年人均收入4000元左右的絕對貧困標準。據此推算,2018年我國城鎮和農村的相對貧困人口比例分別為14.5%和19.1%。與消除絕對貧困相比,我國解決相對貧困的目標要求更高、對象范圍更廣、致貧原因更復雜、動態性更強。

    首先,相對貧困不再滿足于“兩不愁、三保障”這一基本要求,而是著力增強自我發展能力,拓寬發展空間,縮小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人群生活品質,目標要求更高。

    第二,相對貧困人群的認定,也不再是基本生存條件作為基準,而是以社會整體平均發展水平作為基準,與社會整體平均發展水平距離處于一定范圍的人群都需要考慮,相對貧困對象范圍更廣。

    第三,相對貧困人群的致貧困原因會更加復雜多樣,相對貧困關注的是低收入人群發展機會的鞏固和生活品質的提升,比絕對貧困關注的點要更豐富。

    第四,相對貧困的貧困動態性更強。受宏觀經濟波動和個人收入穩定性較差的影響,相對貧困群體比絕對貧困群體的動態性更強,管理難度更大,對統計監測、反貧困政策制訂和實施都帶來更大挑戰。

    此外,統籌城鄉扶貧是未來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中必然要面對和解決的現實問題。目前我國農村和城市的扶貧政策分屬于兩個獨立體系,二者之間缺少成熟有效的銜接機制。農村扶貧已經形成了完整的政策體系,但針對城市貧困的政策制定與實施仍分散在多個部門,如民政部、人社部、教育部等都有資金投入。亟需盡快建立起城鄉統一的扶貧信息系統、社會救助體系和公共服務體系。

    三、的著力點

    首先,要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市場促進”的貧困治理的整體性機制。要在政府主導之下,依靠市場的力量、社會的資源來推動。要動員全社會力量,特別是要鼓勵廣大民營企業、社會組織和專業社會工作者、公民個人廣泛參與貧困治理,通過建立城鄉貧困家庭社會服務體系,形成政府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有機結合。要建設社會扶貧網,著力打造社會扶貧參與平臺。

    第二,充分發揮基本公共服務的作用,建立相對貧困人口發展的基礎性機制。解決相對貧困問題,主要是緩解和縮小城鄉差距,其根本在于基本制度的建立。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這是長效機制的核心。重點是要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創造基礎條件讓貧困群體自強自立。就是要對相對貧困群體更加注重在基本公共教育、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基本社會保障服務等方面工作的開展。

    第三,建立干預代際貧困傳遞的阻斷性機制。教育是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重要途徑。要完善省、市、縣、校四級學生資助管理體系,實現精準教育救助從學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全覆蓋、公辦民辦學校全覆蓋。因此,在對貧困家庭實施物質援助的同時,更應注重貧困家庭人力資本的提升。特別是要通過實施“兒童發展計劃”和“婦女教育計劃”,加強母親教育,特別是加強女童教育,以此來達到教育干預代際貧困傳遞的重要作用。

    第四,建立完善收入再分配政策的作用機制。傳統的扶貧開發、保障性救濟兜底等政策可有效解決絕對貧困問題,但如果不能縮小社會整體的收入差距,相對貧困問題則難以解決。因此,必須重視轉移支付等收入再分配政策的作用,建立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的長效機制。要在完善傳統的扶貧開發、教育、健康等扶貧政策之外,關鍵要在如何加大對低收入群體的現金轉移支付力度,完善我國的收入再分配制度上下功夫,以提高相對貧困群體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格局。

    第五,建立金融扶貧長效機制。要將金融扶貧與普惠金融做實質性連接,要將金融扶貧與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緊密結合起來,金融扶貧工作在金融手段運用上亟需完善,要在縣域及農村地區建立金融扶貧的協同工作機制。著眼于建立長效機制,金融在推動扶貧工作時更強調“賦能”。包括對農村新型經營主體的扶持,對村集體經濟的支持,對農戶的幫扶,這種從不同維度的金融賦能,體現出“全鏈條”扶貧特色。除了細分式的多層次扶貧,金融扶貧還體現出“組合拳”優勢。銀行、保險、擔保等金融手段的組合運用,在金融扶貧工作中互為補充,正在構建一支金融扶貧的“聯合艦隊”。

    蘭州市社科院社會所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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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蘭州新聞網 蘭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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